★《何清涟：十八大——金钱与权力的公开联盟》

　　这次几乎同时举行的美国大选与中共十八大，形成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严重挑战。因为中共一直宣传说：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代表大资产阶级与富豪的利益，是金钱政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毛邓时期一直说成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但十八大代表的构成，正好体现了权力与金钱的公开联盟。

　　中国十八大：政治精英与富豪的聚会

　　美国奥巴马总统获得连任，是因为他抓住了那些传统上构建民主党选民基础的人群，即“无知少女”：“无”即受教育程度低的低收入者与工会成员；“知”即知识分子，美国大学一向是各种左派的云集之地；“少”是指年青人与少数族，如非裔、拉丁裔选民；“女”即女性选民——奥巴马连任消息传来，纽约等地中低阶层选民欢呼不已。他们压根儿想不到，至今挂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招牌不肯摘下的中共政权，竟会如此解读美国政治。
而紧接着召开的中共18大，就是中共党政军三界精英与富豪们（红色企业家）的聚会。据中国国内一篇“红色企业家：老板们是怎样当选十八大代表的”一文介绍，据不完全统计，经“选举”诞生的2270名党代表中，有145位企业负责人代表，其中111位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34位来自各省市的民营企业单位。

　　这让人想起今年3月彭博财经的一篇报导：“中国的富豪代表们让美国的议员们相形见绌”（China's Billionaire Lawmakers Make U.S. Peers Look Like Paupers）。该文指出，根据胡润富豪榜报告，中国人大70名最富的代表，2011年财产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与之相比，美国国会535名议员、总统及其阁员、9名最高大法官的总财产仅有75亿美元。

　　以上两条消息结合起来读，中国这永久的执政党与名义上的立法机构，全都成为政治精英与富豪聚会的俱乐部。

　　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的金钱权力联盟

　　这轮时间上高度重合的中美选举，让中国人通过微博传播看到了一个无情的现实：美国更象中国宣称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则是地地道道的权贵资本主义。

　　美国的财富故事主要与个人能力有关。中国人熟知的比尔·盖茨是电脑时代的成功弄潮儿，国际闻名的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是匈牙利移民；彭博是在创建金融信息帝国之后才当只拿一美元象征性年薪的纽约市长；Google 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是随父亲偷渡来到美国的前苏联异议者的后裔。他们的财富故事是典型的白手起家的美国梦，既彰显了他们的个人能力，更显示了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

　　但中国的财富故事却充满了权力的黑幕，权力成为造就富豪的点金魔杖。在中国，权力市场化现象的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最方便的形式是“一家两制”，即家长在政府部门任职，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等通过经商将权力变现。从90年代开始那一场场财富盛宴，电力、石油、房地产、股市、金融……，每个领域都可见到中国红色家族的身影。网络上广泛流传，中国两百来个政治家族垄断着中国的财富，这些家族有着许多敛财途径。据美国维基解密文件公布的一份报告，李鹏家族控制着中国的电力部门，其女儿李小琳被称为中国的电力女王；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家族控制着石油工业；被中国人视为“人民的好总理”的温家宝，其妻子控制着中国的宝石生意，其家族据说积累的财富高达27亿美元，这只是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当中“一家两制”的少数几个典型。据说国有资产管理以委员会下面的130多个企业中，其董事会成员，包括总经理基本都是官僚子弟。

　　有人说，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谈，真正的问题是早就形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党代会与全国人大现在都成为权贵与富豪组成的俱乐部，充分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两位一体的融洽关系。毫无疑问，这些“红色企业家”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走向的重要力量，他们将参与政治决策，尤其是那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的经济寡头，如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等来自石油、电力、煤炭、化工能源领域的党代表们，他们的意志很容易转化为国家的行业政策与社会分配政策。

　　“三个代表”为精英共和提供了理论基础

　　整个后毛时代，中共一直思考如何在保持一党专制的前提下解释利益结构的变化。权力与金钱结盟的现实曾使中共在理论上处于尴尬之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使中共摆脱了这种理论困境，将中共从代表工农兵这三个“革命阶级”的先锋队，一变而为“代表”三个关键利益：“先进生产力”（经济精英、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高科技专家），先进文化的推广（如推广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三个代表”的出台，为中共提供了构建新社会基础提供了合法性，此后，中共在建立与各种代表经济精英利益的工商业协会这类制度性纽带的同时，推行了发展经济精英入党（俗称“资本家入党”）的新吸纳策略，消除了可能的政治挑战力量。
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有一个理论假设，他认为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地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国家资源的高度垄断与权力市场化特点相结合，使中国政府的官员成为“能够造就国王的人”，经济精英阶层与中共本来就是难以分割的两位一体的关系，如今中共将党代会与“两会”变成政治精英与富豪聚会的制度化纽带，有效地消除了经济精英的潜在威胁，实现了“精英共和”。

　　最后说点题外话。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我在国内写了两篇文章，《利益的冲突——倾听来自不同阶层的声音》、《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先后发表于湖南《书屋》杂志，这些文章被认为讽刺了江的“三个代表”理论，先后由中宣部与中央政策研究室派了两个调查组到湖南，《书屋》主编周实先生遭到无情整肃，40多岁的壮年被撤职并“提前退休”，我也因此老账新账一起算，被迫出走。反观近年“两会”富豪云集与十八大上“红色企业家”方阵，证明我对“三个代表”理论的解说非常到位，中共中央，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改掉那许自己做不许别人说的专制者的无耻毛病？

★《一平：警惕中国逆向改革，走向法西斯化的道路 @ 纵览中国》

　　一

　　十八大后，中共是否会进行政治改革？这要看如何对“政改”定义。新一代领袖上台后，即使是作做样子，小改革也会有些，但前提仍然是坚持“党”的政权和政体。也就说，可以改革，但是中共不能放弃政权，也不能放弃保障其一党专政的制度，实际这也就是邓的“四个坚持”。因此，国人所要求“实行宪政”的改革则是不会有的。

　　中国实行宪政之根本所在，就是要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政体，就是要中共将政权交还于国家。这于中共是与虎谋皮。

　　首先，中共内部已结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并且是家族性的，所谓党政权实际就是他们的政权，他们掌控国家主要资源、资本、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掌握军队。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太大了，要他们交出政权，就等于要他们交出其全部利益。

　　而且，由于他们占有的财富来于对国与民的非法掠夺，一旦失去政权，他们就可能遭到清算，身家性命难保。要他们交出政权甚过要他们交出性命。当今，中国改革与否早已不是意识层面的“主义”、“道路”、“制度”之争，而是这个集团赤裸裸地要维护其自己家族的切实利益。

　　再，中国有深厚的血缘权力的传统。王震曾有名言：“老子们的江山是两千万人头换来的，想要老子们的江山，拿两千万人头来换。”陈云亦曾有言“我们的子弟接班，至少不会反对我们。”毛将革命理想说得天花乱坠，但临终还是要将政权传给夫人和侄儿。中国有数千年的家天下传统，政权血缘移交渗透民族潜意识。自八十年代始，中共老一代便开始系统地向红二代移交权力，至九十年代完成，“太子党”——红二代全面掌握中国党、政、军、经的主要权力。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其意并不在于他要搞社会主义，核心是保卫老一代留下来的江山。因为王立军事件，薄的“宏图”夭折，但是该集团仍然掌控国家高层权力，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唯一具有凝聚性的政治集团——血缘凝聚；特别是他们是老红卫兵一代“敢做敢为”。捍卫老一代的江山是他们最高的政治目的，实行宪政，让江山易手，这对他们没有可能，他们将誓死捍卫。

　　二

　　即使十八大后，中共开明派掌控局面，想要进行政治变革，险恶的现实也会使之望而止步。

　　自上而下的政体和平变革，需要强有力中央政权——有威有权。体制转换是大变革，必伴随社会大动荡，因此这个时期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力作为稳定因素，控制局面，以使国家有序变革——变而不乱。

　　毛后，邓有机会进行政体变革，但是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恰恰是要坚持极权政体，因为其对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更有效率。邓更适合做总理，而非立国者，他只考虑“眼下”“事务”，而无视建立合理的政体，以使国家数百年稳定延续。

　　张木生指责胡温“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说得对，但属于站着说话。胡作为隔代指定接班，是弱势，管不了军头、各地大吏，更管不了太子党，叫他如何作为？作为弱势中央，胡温只看摊不作为乃是“明智之举”，好在其还有拖的时间。以胡温之弱，其不作为，薄尚敢另搞一套；一旦敢有所为，岂不是自找推翻自己的政变，启动各权力集团间的“战争”？胡温的“明智”即在：弱势中央启动政体改革有大乱之险。

　　当下，各地方各团伙之权力集团已经坐大，习近平即使是太子党，他个人也说了不算；他再开明、再有勇气，也摆不平各权力集团间的利益关系。极权政体的弊端就是：其权力结构，硬性、单一、直线；没有多元权力竞争与协调的机制；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因此，在极权政体下，最高权力一旦失去强势威慑，下属地方和派系权力集团便会坐大，其不仅抵制中央，而且彼此对抗、争斗，此最终将导致整个体制的崩溃。

　　极权体制中，政治强人是征杀出来的，而指定接班者必是弱势。习虽然是太子党，但仍做不到独裁，起码要受身后太子党的掣肘。况且江、胡两代，各派系及地方的权力集团已经坐大，如果习开启改革，乃是引爆传到怀中的炸弹——各权力集团将殊死争斗，薄、王事件可见一斑。因此，习这一步大致是不敢走的。

　　体制和平转型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基层社会稳定。东欧和平转型，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基层社会稳定。比如波兰，95%的民众是天主教信徒，在社会转型的动荡中，教会像一张网，将全波兰人组织起来，稳定秩序，避免混乱，共度难关；而且在圆桌会议之前，团结工会存在已近10年，有1000多万会员。民间社会的自治和组织化，是波兰和平转型的基础。

　　而中国，土改摧毁了农村基层社会，镇反则是全国政治大清洗，这两场运动毁灭了民间社会，人被直接控制在“党”系统之下。之后，中共又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断清洗异己，强化极权统治。改革开放后，中共放弃“阶级斗争”，但是却严禁民间自行结社自建组织，违者处以重罪；目的是维护“党”的极权统治。极权制度的要害是，以国家暴力消灭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实际也就是消灭人的社会性，从而使人沙砾化——非组织化，社会靠强力维持稳定，靠腐败维持运转。由于民间的非组织化，权力的维系一旦发生问题，就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大崩溃。特别是中国目前有数亿农民工，他们不能在城市落脚，又不能再回到农村，他们是现代新流民。据此状况，改革一旦引起动荡，就可能导致社会大动荡。

　　由上，我们看到，即使最高层确想变革政体，失败的概率也远远大于成功。因此，我们说新一代领导人开启改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极权体制作为极端化政体，其自建立始，便准备了其结束时的崩溃，因为为了实行绝对控制，其将国家与社会内部所有可修复、调整、改变的机制与因素统统消灭了。极权制唯靠宗教化的“主义”和暴力化强权维系，二者一旦发生问题，便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大崩溃，因此极权制度是一次性的，常常是不可变的，它是将国家带入毁灭的自杀性政体。

　　三

　　坊间有话：“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与其找死，不如等死”。自然，如果中国还能这样拖十年二十年，也算是好。问题是，中国拖不下去了，拖的时间已经用尽了——胡温之政就是拖。

　　民间群体突发事件每年十万余起，维稳经费超过军费。中国社会积蓄的矛盾已经超过了其可承受的界点，而各种矛盾和冲突还在增长。如此下去，不知道哪阵风吹起一根稻草，便会引发整体性崩溃。这种危机，中共高层早已感到。中东茉莉花，中国当局草木皆兵，全国进入“战备”状态，可见政局之脆弱。

　　极权体制需要靠意识形态凝聚民心——意识形态宗教化，让民众甘心情愿对之效忠，这是极权体制真正的力量所在，毛时代即是如此。毛后，共产意识瓦解，利益取代了“主义”；由于没有了“主义”的信仰，就要给予官员利益——“闷声发大财”，以维持体制运转，官员普遍之腐败实是“党”有意纵容的。这就后极权制度的特点。但官员的腐败则是对体制的瓦解，并引起民众对政权的愤恨。

　　极权是高度简单化的政体，以“主义”为社会主体价值，使民对其效忠，同时不断地以暴力清洗不效忠者；但是，当其主体价值由“主义”转为“利益”，该政体也就迈向灭亡，首先是人们不再忠于该政体，而转向利益；但是，极权体制中没有有关“利益”的正当竞争、获得及协调的机制，因此“利益”就成为各种野蛮的掠夺和诈骗，其中最蛮横的是权力掠夺，而“利益”冲突所积蓄的矛盾，最终将体制炸裂。所谓体制改革，实质就是建立“权”与“利”正当的竞争、获得、协调的合理机制，从而达到社会的均衡，保障全体成员共生共利，而这个体制就是宪政，否则中国必将走向崩溃。

　　但是，如前所述，在中国由上而下的和平政改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那么就中国目前的危机，要避免崩溃，保住“党国”，就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国家主义”的道路。如果说，宪政改革需要的是分权，给社会以自由，给民众以权利；那么“国家主义”则恰恰相反，其是最高程度地强化国家权力，即加强中央集权，收缩民间的自由与民众的权利，强调国家、社会、民族的整体性，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加强控制话语权，并将国内矛盾引向外部。其包括：
1、强化国家政权，特别是军警力量；
2、搞一批民生工程，收拢民心；
3、清洗一批贪官和富人，为新权力立威；
4、镇压反对派，清除异议；
5、加强控制媒体和舆论；
6、宣扬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7、扩军，对外扩张——甚至发生战争，转移内政危机。

　　实际这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道路，国家法西斯化的道路，也是中国将由后极权向极权的回归——此即逆向政改，强化改革开放后趋于疲弱的极权制度。当然，这将不是简单化的“唱红打黑”。

　　四

　　“唱红打黑”与“保钓反日”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方面显示了，中国走向国家法西斯化（“法西斯”的概念有些简单化，这里仅是类比）的征兆。薄熙来并不是为了什么“主义”，这一代“红卫兵”什么也不会相信。但是他看到了，如此下去“党国”——红色江山就将完结，他本能地感到要挽救“党国”，只能回归“极权”，靠国家法西斯化，他的“唱红打黑”并非平白无故。当然，薄的宏图夭折了，但是要挽救“党国”，当政者即使严惩薄，但还会以其它的面目，继承薄的大业。

　　“保钓反日” 与“唱红打黑”可谓异曲同工，如果说薄是靠鼓动民粹主义走向国家法西斯化；那么“保钓反日”则是鼓动民族主义，走向同一的道路。鼓动民族主义，对外树敌，从来是转移内政危机，为专制政权树威的有效手段。1969年，毛挑起珍宝岛事件，对俄开战，目的是转移“文革”导致的国内政治危机；1979年，邓发动对越战争，目的之一是确立邓执政的权威。

　　值得注重的是，“唱红打黑”与“保钓反日”得到了大批民众的拥护和响应，这说明“国家主义”在中国是有土壤的，很可能得到实行。不要忘记，纳粹主义、日本军主义、前苏联革命、乃至毛的土改、抗美援朝、大跃进、文革等等，都曾得到“人民”的狂热支持，它们都曾是“人民运动”。我们主张维护人民的权益和自由，但是不要忘记人民性的另一面，如果没有宪政的保障，没有普世价值的前提，人民很容易被“运动”到灾难中去。

　　如前所述，随着习近平上台，老红卫兵一代全面掌控党、政、军、经主要权力，特别是军队。这一代人无信念，但崇尚强权和实利，他们是毛的后人，无法无天，特别是他们有青少年红卫兵的经历，残酷无情。作为红色王朝的后代——共同的红色血统，是中国最有凝聚性的政治力量。在国家处于危机的关头，他们很可能强制实行法西斯化。

　　当然，中国逆向政改，走向国家主义，推行法西斯化政治，仅是推测，结果可能不至于如此悲观。但是，虽然是推测，中国未来也还是有这种可能和危险，因此需要国民对之警惕，从各方面进行防范和抵制。我们希望中国有个好命运，不再次遭遇灾难，希望如《零八宪章》所说，朝野合作，共同推进宪政改革，实现中国和平转型。

★《杨非羊：中国的盗贼政体 @ 中国人权双周刊》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国家的政体分为多种形式，其政体的词根是希腊文的“κράτος kratos”即英文的“power”，后音译为“cracy”，故民主政体为“democracy”（dêmos + kratos，民众 + 统治），贵族政体为“aristocracy”（aristos + kratos，精英 + 统治）。近代，人们在描述一些国家的独裁者利用国家权力中饱私囊的时候，比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贪腐政治，根据希腊文创造了“盗贼政体”一词“Kleptocracy”。这里 Klepto 就是希腊文的 kleptēs, 指的是盗贼（thief）。

　　薄熙来事件以后，西方已经有人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列为盗贼统治政体。澳大利亚的约翰·贺普丁（John Hempton）首先在2012年6月10日在其博客发表了“中国盗贼政体的微观经济学”一文（The Macroeconomics of Chinese kleptocracy）。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中国盗贼政体的经济来源。约翰·贺普丁是个投资分析师，所以他并没有从政治学的层面来分析中国的盗贼政体，但是他却在开篇点名“中国实行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盗贼政体”。他的这篇博文在英文媒体里被广泛转载。

　　在《纽约时报》登出了关于温家宝家人占有大量财富的报道以后，人们恐怕更有理由相信中国现在就是由一群盗贼们在统治。

　　首先，贪腐在中国的政府机构是普遍性的。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无官不贪。中央九常委中，现在只是公开报道了温家宝的家人巨大财富问题，那么其他八位会那么干净吗？中央政治局里有薄熙来的贪腐和家人因财谋杀的大案子，中央领导人中最近还暴露出令计划的贪腐问题；部级干部中有近来当局自己惩处的干部有铁道部长刘志军；从地方上来看，最近又抖露出，广东的一个小小城管局长居然有几十套房子。从九个“集体总统”到部级、省级一直到乡级，有几个干部不贪腐？

　　其次，贪腐是制度性的。从人事制度来看，干部的选拔没有民众的参与，各级干部的选拨有明显的裙带关系。现在中国官场有一个“卖身做家奴”的新鲜说法，即低级干部要往上爬，只有给其直接的上级做家奴。当然这个“家奴”非奴隶社会里的奴隶，而是指绝对效忠的概念。从反腐败制度的机制来看，中共当局还只是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种自查制度，但其连一个官员登记财产的“阳光法”都不能出台。不制定“阳光法”就是为了保护一大批现在不法拥有财富的官员。从经济体制来看，代表社会主义特点的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多被所谓的“红二代”掌控。在这个掌控过程中，他们不知鲸吞了多少国有财产。

　　再次，贪腐是社会性的。贪腐无处不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各种职务优势而产生的贪腐文化。凡有权力的都要用尽、用光、用到极致。医生、幼儿园老师、大中小学的老师都可以利用其职务优势成为贪腐分子。没有权力或职务优势的，则设法去买、去骗。

　　最后，中国的贪腐有军队的保驾护航，有法院、武警、国安和国保的参与和支持，还有电视台和报纸等为其唱假和掩盖。

　　当然，这种盗贼统治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发展，没有钱，盗贼也没得抢的。这是今天盗贼统治的“黑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贫穷社会主义的区别所在。约翰·贺普丁在其博文中对这个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做了初步的分析，其中他提到“剥夺农民”是其来源之一，即经济的发展依赖着大批的农民工，而农民工的生活标准都极其低下。他还分析了一胎化是储蓄来源，也是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之一；还有破坏资源、抢夺民房搞开发都是这种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他们这种盗贼的统治方式已经侵染到国际社会，所以西方人开始担心害怕了。

　　今日中国的盗贼政体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制度有很大的差别。过去的皇权虽然也有普遍的贪腐问题，但那是瞒着皇帝的暗下勾当。皇上本身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朕即家，所以天子没有必要贪腐。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如此。那个时候，毛本人就是世界的救星，比神还大，他自己恐怕是不知银两的。我们知道他唯一的私人财产是通过国家机器发行的各种毛选的稿费，对毛本人来说，他也就使用过有限的几次。因此毛时代，干部基本是廉洁的，其原因除了经济不发展外，主要是毛和他的高层领导们有特权和终身制的保障，因此无需贪腐。

　　今天的中国政治，不再是个人终生独裁统治，而是寡头集团换届轮换制，因此他们要在任期内获取最大经济利益。这是中国当下众人皆知的政治现实。

　　中国今天的盗贼政体和当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贪腐政治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裁统治不一样。当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独裁统治被称之为盗贼政府，仅是他家族的问题，菲律宾远没有烂到中国今天这个地步。中国今天的贪腐，如同上面所述，已经具有普遍性、制度性和全社会性。

　　中国的盗贼统治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一两个暴君的统治，而是中共领导集团利用其国家机器集体地抢夺人民的财产的统治方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一种罕见的政体。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就是这种盗贼统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