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临近拐点？ @ BBC/英国广播公司》

　　根据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中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二十二万七千多亿元人民币，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点八。虽然这个增长速度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仍然属于高速增长，而且也高于中国政府在年初公布的全年百分之七点五的增长目标，但是这些数据仍然令人担心，因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六个季度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且本季度增速已经达到了金融危机三年前爆发以来的最低位。

　　人们现在普遍关心的是，中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究竟是一个长期下滑趋势的开始，还是一个短暂的经济调整过程？一些中国官方的经济学家表示，现行的经济增长速度大致符合中国政府早先的预期，所以不必过分忧虑。有的甚至认为，通过下调速度是中国政府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的必经过程，从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角度看，不仅不是一件坏事，而且还是一件好事。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高，所以城镇化的过程仍然能够推动中长期的经济增长。

　　但是，中国官方经济学家的观点似乎缺乏经济学逻辑和现实数据的支持。 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并非主动进行结构调整的结果，而是现有的不平衡经济结构被动平衡的结果。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长期以来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是主力军，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一直萎靡不振。 过去一年半以来，出口和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是导致整体经济增长减速的直接原因；而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消费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出现。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速度的下降表现了非常明显的内生性特点，而并非如官方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单纯地源于外生性因素。虽然西方经济困难通过减少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经济的减速从根本上讲还是若干内在的因素促成的。 这些因素包括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国内消费长期疲软、中国的产业结构对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等等。

　　最新一轮的经济结构的被动平衡虽然会对资源的大量浪费起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但是， 有两个关键的副作用是中国政府所难以克服的。首先，它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通过银行坏帐、地方政府破产、海外投资者的犹豫甚至退出、以及国内市场的信心崩溃等等渠道，使得中国的减速成为一个趋势，而不只是一个暂时的调整过程。尤其是当经济减速的内生性因素继续发酵，持续了三十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神话很可能嘎然中止。

　　那种认为城镇化程度较低有助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的观点显然也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在加入全球劳动分工的过程中虽然会获取经济加速增长的好处，而且由此带来的城镇化过程带动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但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较低只是为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因素，并非充要条件。 关键在于这些国家必须有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有一个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能够推动经济实现良性的循环。虽然中国过去的增长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但是世界上仍然有大量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国家并没有能够享受高速增长。因为中国城镇化程度低就断言中国仍然能够享有长期经济增长显然缺乏逻辑。

　　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减速十分担心，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社会对经济减速的消化能力十分孱弱，经济减速带来的副作用十分有可能成为中国稳定的毁灭性因素。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仍然在进行过程中，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的转移就会遇到障碍，中国的贫困人口就会增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在当前收入分配十分悬殊而政府又没有有效的对策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产生动荡的危险就会大幅度上升。

　　中国政府用于推动经济增长的王牌已经不多了。刺激出口的办法基本上遇到了瓶颈。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对进口产品需求疲软的现象将会持续一段时期。同时，这些国家在经过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后，保护国内劳动市场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共识。这对中国扩大出口的努力无疑是一个制约。从中国自身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遏制的趋势，中国在低端工业加工品市场上的优势正在失去。而由于制度环境和政策因素，技术升级的速度缓慢，因此在日益激烈的世界市场上正在失去竞争优势。

　　当然中国政府手中仍然有大量的资源，仍然有可能采取通过政府投资来遏制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中国政府正处在新老领导层的交接过程，无论是当前的还是未来的领导人也都有制止经济下滑的政治意愿。面对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国民收入分配的紧张以及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加剧，中国政府完全有可采取以往的“以速度换质量”的策略，通过加大财政政策力度的方式再次推行投资型增长。

　　但是这样一来，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所许诺的优化产业结构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不仅如此，一个长期扭曲的经济结构必然是导致下一轮经济减速的根本性原因。中国已经多次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应对过去出现的经济减速的威胁。再走老路，为经济提速的效果只会越来越差，而累积的负面效应也会越来越深重。不仅如此，从政治上看，新一轮的投资刺激不仅仅会带来资源的浪费，而且会滋生新的一轮官员腐败。如此投机性的做法不仅无法阻止中国经济拐点的出现，而且可能会加大中国通过经济增长拐点的成本。

★《许小年：无论下半年采取什么政策，经济不会扭转 @ 网易博客》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企业界的朋友们，大家好。回到家乡，心情还是很高兴，也很荣幸我们在这里有机会就中国的经济和外贸的形式和对策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外贸企业500强发布会，但是我很遗憾地看到到目前为止在台上讲话，除了政府官员就是学者，我们外贸的主角—企业界没有人在这里讲话。我觉得我们改革开放30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外向型的出口导向行业，这个行业的形成和发展不是政府主导的，更不是学者谈出来的，而是企业干出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把关注点从政策层面上，从学术层面上转向企业，只有这些企业发展了，中国的外贸才可以发展。

　　当前的形势大家都知道，当前的形式非常严峻，目前的国际市场的萎缩，国际经济增长不断下滑，实际上是08年金融危机的继续，不是什么二次看点，而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我国经济严重的结构性缺陷继续发飙。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更加恶化，才有今天的形势。经济的增长速度，今年会逐渐下调，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感觉不会改变下调的趋势。因为它只在宏观调控上着力，而不是在微观调控上认真解决。为了应对08年的金融危机，09年推出了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大家知道的四万亿，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仅仅换来了几个月的上弹，仅仅换来了几个月的 GDP 上涨。我们现在看到强心针打过以后，结构性的问题又显露出来了。极度扩张的货币性政策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给企业造成了错觉，企业以为依靠政府强有力的措施，能渡过难关。企业忙于扩张能力，忙于在市场上争夺份额，放弃了转型的机遇。很多企业在后悔，如果08年那一次当时能够利用内外的压力认真做好转型，不至于今天如此被动。

　　今天经济再次下滑的时候，我们重温旧梦，把“稳增长”放在“调整结构”之前。我个人认为，无论下半年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不会扭转经济逐渐下行的趋势。因为今天的财政已非09年可比，地方财政也是非常紧张。你能拉动多少的 GDP，非常有限。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批出来的项目都批在政府自己圈定的产能过剩的里面。大型的钢铁厂上马，我们钢铁行业已经过剩了，为什么还要投放资金？不去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反而使短期的 GDP 结构性失衡进一步恶化。这是饮鸩止渴的政策。它的效果非常有限，而且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央行放松银根。我认为就算银行这个时候放松银根，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因为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企业对贷款需求不足的背后反应的是企业缺乏新的投资机会，缺乏可以赚钱的投资机会。当我们看到大型钢铁公司投入巨资不是去建钢材，而是去养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产能过剩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短期再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后果是过剩产能进一步恶化，为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加更多的困难。我们现在迫切的是重新思考拉动内需的政策，要坚决把政策层面上的重心从稳增长改为调节，把调节放在第一位上，不要重蹈覆辙，不要一拖再拖，拖到无法调整的情况，这个情况大家可以设想。

　　刚才几位领导，几位朋友讲了一些如何去转变，如何转变外贸不利的形势，这些观点我是赞成的，企业要走出去，要进行研发，要进行创新，这些对策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用不着我再重复。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对策大家都知道，到现在没有认真的去落实？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在于我们的制度环境，主要是因为我们企业的经营环境，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为了真正的推进结构调整，我认为刻不容缓的是制度的改革，而不是新的刺激性的政策的推出。只要你制度搞对头，企业知道如何去应对困难，他们都知道，但是问题在企业，我所观察到的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对于宏观政策心存幻想，还在观望，还在期望政府能够像09年一样扭转乾坤。我想跟企业界说一下，09年那么大量的资金投入也没有扭转乾坤，现在政府的资金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转乾坤，企业必须丢掉幻想，切切实实做好自己的转型，切切实实做好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升级换代。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已经浪费了多少时间，今天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除了对宏观政策心存幻想之外，另外一个原因，企业没有去积极做升级换代，是由于我们的制度环境。我这里特别强调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制度环境，在最近几年间，国进民退的趋势是越来越强，民间的仇富心理使企业感到自己的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我们的企业不去做长期的研发投资，不去做长期的升级换代的准备工作，而仍然是热衷于一些短平快的项目，仍然通过传统的价格竞争来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要想我们的企业切实能够在创新上和研发上取得突破，要加强财产权的保护，让企业有安全感，给企业平等的环境，否则他不会去做升级换代，因为升级换代要长远的计划，要投入很大的资源，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做到的，不是说政府号召一声，经济学家出个锦囊妙计就能做到的。首要一条，要加强对产权的保护，使得民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有平等的竞争条件。在法律上、政策上、市场准入上、资金的获取上，资源的占用要上一视同仁。不需要扶持政策，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企业家资源，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有极为丰富的企业家资源，你让企业家发挥他们的潜能，中国经济发展下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一视同仁。政府不要今天扶持这个，明天扶持那个。不要今天出老36条，明天出新36条，只要一条就够了：一视同仁。你只有加强了产权的保护，在各个方面一视同仁，企业才会有长远的打算，才会向升级换代和研发创新去投入资金，才能够安心地在这里做下去，和中国经济一起成长。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企业家在卖自己的企业，在申请海外的护照。这个情况下怎么有长远的打算来对自己的企业和产品进行升级换代？所以我认为要提高财产的保护性，切实改变企业的经营环境，其中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要认认真真的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减税，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重在过去十几年间不断上升，钱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企业和百姓当中收来的。政府拿钱来做什么？去投高铁，政府投到哪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烂尾工程，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李部长我非常抱歉，我所讲的这些东西可能跟政策制订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只是从基层的观察。政府投资一定是低效率的，减税，把资金还给老百姓，可以帮助我们国家的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企业可以发现更有效的投资渠道，更好的投资项目，而不是政府去投资。

　　所以我觉得现在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但是这个严峻未必是坏事。如果在困难的面前我们能够改变思路，回到30多年前邓小平所制订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上来，我对中国的经济是充满着信心。当然这一次的改革开放重点是内部制度改革和对内的开放，只有对内的开放才能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只有改革才能充分发挥企业家、员工、农民的积极性，而不单纯是依靠政府的积极性，依靠13亿人的积极性我们才能走出困境。最后一句对企业界讲的，放弃幻想，从今天开始，把思路和精力放在思考如何加快转型和升级换代。如何做的话各位都是专家，我在这里做的就是呼吁决策，呼吁社会工作，改变思路，回到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远远没有耗尽。假如说我们能够继续改革，继续开放，中国的经济再有十年比较高的增长期，我认为是大有保证的，谢谢大家！

★《中國的信貸危機觸發一個巨大泡沫破滅的擔憂 @ 福布斯》

　　一個新的信貸危機正在中國最富有的省份爆發，引發人們對在龐大銀行業和整體經濟出現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憂慮。分析師擔心，中國如果繼續遭受困難的貿易狀況，以及樓價下降的話，它便處於一個巨大信貸泡沫可能破滅的邊緣。

　　一個新的信貸危機

　　據廣州《21世紀經濟報導》新聞報導，七月時，上海南方的浙江省有600家民營企業簽署了一份請願書，呼籲當地政府救助，以減輕他們的信貸危機，因為銀行已收回或取消其貸款。

　　同時，在企業勉力應付一個揮之不去的信貸緊縮的時候，浙江的不良貸款大幅增加。根據浙江銀監局最新公佈的統計數據，全省未清偿的不良貸款在2012上半年攀升超過 35％，至119億美元（759億人民幣）。在溫州，浙江省的創業中心，銀行的不良貸款比率在六月底上升至十年來最高的 2.69％。

　　這標誌著，中國僅次於北京和上海的第三大富庶地區，在去年溫州爆發私人貸款危機後，開始了新的信貸危機。據報導，警覺到危機的浙江政府官員與銀行舉行會議，以尋找有效的方法來阻止可能出現企業倒閉的連鎖反應。

　　负责处理此事的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主任錢賓達，周四在电话中一開始向《福布斯》否認他的辦公室收到了來自民營企業家的請願書，並補充說該案件已轉交杭州市政府處理。然後，他收回那答案，並說他毫不知情。杭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員後來向《福布斯》證實，有關請願信已移交給浙江省政府財經事務辦公室，而不是市政府。

　　據說這危機是銀行追還貸款造成的，因為7月是銀行討債的主要截止日期。仔細說來，它是由兩個事件觸發的。一家大型集团浙江中江控股的資金鏈断裂，未能償還私人貸款，贷款的利率高过 20%。該公司董事長俞中江6月時以非法集資罪被逮捕。第二，杭州房地產開發商天宇建設的子公司非法向公众集资。2011年年底，天宇建設申請破產。

　　今年三月，另外兩家公司出於同樣原因而正接受調查。

　　由於企業間的相互信用擔保體系，這四家公司反過來影響600家其他浙江公司或法人實體，包括行業巨頭，如辦公家具供應商榮氏集團，文具商 Warso 集團，及領先的電子產品製造商虎牌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相互信用擔保是指兩家公司同意承擔對方貸款違約的責任。為了降低信貸風險，銀行向民營企業貸款通常需要有擔保人。大多數民營企業由於規模小，要申請780萬美元（5000萬人民幣）的貸款，可能需要幾個擔保人。而在浙江省，這種多家公司聯手分擔財務責任的安排很常見。因此，當一家公司無法償還貸款時，銀行經理便會向他們的擔保人追收貸款。

　　據虎牌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網站，該公司全資擁有15家子公司，總資產5.5億美元（35億人民幣），位列中國民營企業500強。

　　事件大大增加了銀行的不良貸款，銀行開始積極從所有有關企業追收貸款。一些民營企業面臨的還款壓力，轉瞬便變成更廣泛的企業資本危機。

　　上海的《每日經濟新聞》在7月報告說，自三月開始，幾家銀行要求虎牌就一批貸款支付約7.54億美元（48億人民幣）的款項。Warso 及其附屬公司 Carleo 集團也已被摧還高達3700萬美元（2.35億人民幣）的貸款。根據該報紙的報導，這些公司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和銀行可能提出的更多要求，正尋求其他企業或私人貸款的緊急援助。

　　上週四，榮氏集團公司的職員回應《福布斯》說，他們的董事長陳桂榮已經舉行了一整天的閉門會議。是什麼會議則沒有具體說明。與此同時，Warso 的僱員說，CEO 劉建軍（音）出差了。

　　沒有人知道這600家公司總共欠下多少債務。但杭州家具協會的一份報告表明，單是杭州家具這個行業，便有超過100家公司捲入相互信用擔保貸款危機，涉及的債務金額超過10億人民幣（1.6億美元），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等23家金融機構也牽涉其中。

　　企業倒閉浪潮

　　分析人士警告，如果銀行繼續要求提前償還貸款的話，這些公司可能會崩潰，並可能引發企業倒閉的可能連鎖反應。

　　《21世紀經濟報導》援引一位高級銀行官員的话說，雖然該省的民營企業所佔的經濟份額比其他省份的大，這個問題並不只是在浙江發生。此外，比起別的省市，相互信用擔保貸款在浙江的使用更為廣泛，佔企業融資總額約 60％~70％。

　　根據在廣東省信用擔保協會的最新研究，在珠三角——中國另一個全國經濟增長樞紐所在——，由於2012上半年經濟放緩以及人們對金融風險的擔憂，擔保公司的業務量下降了 20％。該協會的執行董事李思聰在一份8月2日發布的研究報告中說，該地區的擔保公司都不願意向中小型出口企業提供擔保，那些公司由於海外需求下降、以及商業銀行收緊信貸批核的監管標準而面臨經營和財務困難。

　　在珠三角地區，已經有幾家公司暫停營業或倒閉。

　　廣東玩具製造業巨頭，原先由香港富商李嘉誠擁有的冠越玩具有限公司，由於資金鏈中斷，在七月宣布結業。

　　李嘉誠，在《福布斯2012香港富豪榜》排第一，兼且是世上第九位最富有的億萬富翁。根據他旗下的和記港陸有限公司公佈，李嘉誠在2008年把該公司出售給美國商人 Andre Ellert，作價467萬美元（3,645萬港元）。自那時起，由於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中國的玩具製造業經歷了嚴重衰退。

　　根據《香港經濟日報》8月3日的新聞報導，廣州 LED 照明產品製造商，廣州市創意照明設備，同樣結束營業，並遣散員工。

　　連鎖反應

　　分析師擔心，浙江當地的信貸危機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甚至會使較低利率的銀行貸款也出現違約，導致銀行削減健全企業的信貸額度。這最終可能意味著中國龐大的銀行業和整體經濟方面更大的問題。

　　西方出生、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的經濟學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比對了浙江信用危機和美國2008年那場導致金融海嘯的次貸危機，認為這“環環相扣、往往私相授受，有時又有循環信貸安排的網絡，讓人聯想到引發次貸危機的華爾街。”程致宇就浙江的相互信用擔保網絡發表了題為“多米諾骨牌倒下”的博文。他寫道，“[在這網絡]中，大多數人認為能夠控制的一些相對而言較少量的抵押貸款損失，引發了使各大銀行倒下的連鎖反應。”

　　在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任教的經濟學教授喬新生在7月發表一份了報告，題為《浙江省信用危機暴露出中國經濟的秘密》。喬教授說，在過去的幾年中，由於當局打压官方的融資渠道和各大銀行偏爱大型國有企業，浙江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地下貸款蓬勃發展。許多小企業別無選擇，只能向那些通常收取 24％ 至 36％ 不等的懲罰性高利率的非銀行贷款人借貸。

　　隨著中國經濟放緩，許多小型企業一直在掙扎償還債務。自2011年4月，在浙江的許多著名企業主已開始對從私人非銀行貸款人借來的大量貸款違約。一些破了產的大型企業很快把更多的公司拖入漩渦。

　　危機將擴至多遠？沒有人知道。

　　喬教授關注的是，浙江那相互交織的信用擔保網絡，可能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對更多的公司來說，意味著災害。他說，信貸源枯竭的風險是有的，由于涟漪效应对正规银行系统的影响，即使蓬勃發展的公司也可能陷入危机。

　　在遞交的請願信中，600家企業促請政府與銀行協調，停止回收債務和暫時将已追還的貸款重新分配。

　　中國當局及銀行會不會同意這樣的條款仍然不明朗。但分析人士認為，簡單地給予財政支持，不一定能解決問題。

　　他說：“我們已經看到了在中國經濟之上不斷增長的泡沫。”

★《闽南制造业病危——税费凶猛，工厂不忙生产忙租房 @ 经济参考报》

　　厦门、泉州所处的闽南地区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聚集地之一，这里的运动鞋、男装、伞业、食品等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居重要地位。但近期《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这些工业园区采访发现，以往充斥于工业区的招工广告明显减少，而出租厂房的广告却明显多了起来，“不忙生产忙租房”是多年来不曾出现的怪现象。

　　从短期来看，这是受订单萎缩、利润下滑等因素影响，企业试图通过出租厂房减损止亏；而从长远来看，则是相当部分中小企业主对“做工厂”信心产生动摇，开始出现收缩经营逐渐脱离一般制造业的“收摊子”心态。“不忙生产忙租房”，一定程度反映了当前制造业领域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加剧的困境，更折射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所遭遇的阵痛。

　　工业区内租厂忙

　　近期，记者多次来到厦门市岛外的各大工业集中区，与往年随处可见的招工广告相比，出租厂房的广告明显多了起来。

　　厦门环东海域工业区内有上百幢工业厂房，59号楼悬挂的红布条写成的巨幅招租广告十分显眼。循招租电话打过去，对方表示，整幢楼5层有好几千平方米，整幢都可以出租。

　　在环东海域47号厂房，“厦门市功成投资有限公司”的招牌还在，但里面已经是一家小型木制品厂。一位员工说，木制品厂是去年底租了这幢楼，现在用了3层，但加起来只有几十个工人。现在也要转租部分出去，减少支出。

　　在几个工业区，值班的保安都表示，这种“一幢5层厂房只有几十个人”的情况很普通，不少厂房都是“人少楼空”。

　　在同安的一处工业集中区，记者循招租广告走进浩鸿达服装织造有限公司，当记者表示对企业出租厂房现象不理解时，公司负责人蔡先生却十分“淡定”。“现在工业区里都在忙租房，出租两、三层的十分普遍，整幢楼出租的也不少见，很少有企业能用足5层的。”

　　据蔡先生介绍，企业现在只剩下七、八十个工人，订单都不够工人做。公司厂房大楼的第三层已经租给一家包装制品厂，现在还要把一楼和二楼也租出去。

　　与浩鸿达相邻的金诚隆(福建)服饰织造有限公司，老板没有在厂里，委托保安带记者看看要出租的厂房。这家公司厂房一楼大约有一千多平方米，正待出租。

　　泉州市一家在境外上市的鞋材企业，其企业工业园占地在百亩以上，一幢幢的厂房颇具规模。这家原以生产鞋材为主业的上市公司，正将工业园内的大量厂房招租。记者在现场看到，已有多家承租企业进驻。门口保安告诉记者，这里大部分的厂房用于出租，公司自用的已很少，一平方米月租金8元多。一家公司租了一幢5层的厂房，外加两层员工宿舍，一年的租金170万元。

　　厦门、泉州两地的多位受访企业业主告诉记者，比起张贴的招租广告，更多的企业则是在圈子内“推销”厂房，有出租厂房意愿的企业不在少数。

　　想出租的不少，愿意承租的又如何？厂房租金的价格一定程度显示了当前工业厂房的供求关系，在闽南一带，目前工业厂房的每月租金大约在8元到12元/平方米，并不算高。

　　出租厂房有苦衷

　　一位伞厂老板几年前在厦门曾一次买下了两幢工业厂房，但目前大部分出租，只留小部分自用。他说：“厂房也不好出租，不是没人要，就是租金太低。”

　　闽南地区是全球最大的制伞基地，今年来出口下滑之严重让业内人士始料不及。这位老板的雨伞厂每年出口都在几千万元以上，还在俄罗斯等国家建立了销售点接订单，在当地雨伞厂中算是不错的企业。但这家工厂今年上半年产能至少减少 30%。现在工人做的只好用来库存，库存量已超过5千万元。

　　对于出租厂房，雨伞厂老板认为“实属无奈”。他说，以一幢5层建筑面积超过5千平方米的厂房来算，一年租金不过五、六十万元。而在正常年份起码可以做出5千万的产值，哪怕只有 1% 的利润也好，也就是五、六十万，但现在难的是这 1% 也赚不到。

　　“我搞伞业这么多年了，过去都是想着买地扩大厂房，今年实在是没有订单，不然以我们这个规模，根本不在乎这点租金。更难的是短期内看来不会好起来，市场形势还会继续恶化的可能。房子空置着，还要交土地、房产税，租出去就当是有个人看房子。”上述伞厂老板说。

　　一家在闽南地区有一定市场影响的包装材料厂老板则说“大家都搞工厂多年，现在却纷纷要出租厂房，没有别的原因，实在是无钱可挣。”

　　这位老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行业毛利只有10%，要缴增值税和各种地方税费，还有不小一笔银行贷款利息，另外有销售业务员提成、管理人员工资福利、物流费用等几大项支出。一个年销售额亿元的工厂，最后剩给企业的利润只有一两百万。遇到一两笔货款要不回来，一年就没有赚头了。“以前赚了点有些积累的人，干脆把厂房租出去，起码赚了个轻松。”

　　在感慨利润下滑无钱可挣时，不少企业主都对一般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表示担忧。“成本在增长，产能在增加，价格在死拼，利润也就自然没有了”。

　　晋江是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基地，在全球各地资本市场上市的鞋企就有10多家，但其中相当部分企业还在“拼产能”。晋江当地的一位业内人士则表示，虽然包括安踏、三六一度、匹克、特步等在内的几大体育用品品牌公布的销售额同比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幅度已经由前几年的年均 20% 甚至 30% 下降到了 20% 以内。现在晋江鞋企去库存的压力很大，一些大企业的库存都是好几个亿。由于终端库存数量过大，企业在去库存化过程中竞相打折等，导致市场整体萧条。就其掌握的数据看，2011年有的企业关闭的门店数量超过1000家。

　　一些地方经济部门的官员则说，现在低端产能过剩、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不然工厂没有出路。现在国家倡导转型升级，但在基层落实谈何容易，不仅需要企业主动努力，也需要政府在大的营商环境上有突破。

　　实业发展出现警讯一些研究人士忧心道，这么多企业出租厂房收摊子，意味着大家不想再增加投入，这对实业发展来说是个警讯，因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又如何提升？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多家企业，产值都在几千万甚至近亿，算得上行业的“中坚”，企业主也都经营工厂10年以上，早已超越了“为生存打拼”的阶段。他们普遍对工厂颇有感情，也对实业感兴趣，出租厂房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无奈之举。从长远角度考虑，一些人对经营工厂的信心开始产生动摇。

　　厦门信联印务有限公司几年前购置了一幢位置不错的厂房，花了几百万好好装修了一番。公司负责人说“我们高标准装修，从没想过要出租，租金对我们这种规模的企业来说没有多大意义，还没有我当初装修花的钱多。但现在短期内难看到市场回暖的迹象，总不能老空着吧，还要雇人搞卫生。”

　　对于舆论经常反映的企业缺工、缺地、缺信贷等中小企业几大发展难题，他很不以为然。“现在企业最缺的是利润，没有利润，工人招不起，银行钱借不起，土地用不了。”

　　记者接触的多位工厂主，有“收摊子”思想的不在少数，但想完全收也并非易事。在闽南一带，工厂间一般都有赊欠原材料和被拖欠销售款的问题，哪家工厂一说不干了，原材料商马上上门要账，经销商则趁乱赖账，企业一下子就倒闭了，收摊子还不能全收。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文溥表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沿海发展已有30年左右，一般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现在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在以 GDP 为中心的发展导向下，不少地方还热衷于引进新项目，增加新产能，并通过土地、税收和降低环保标准等手段，刺激投资，加剧了产能的过剩。在当前国外市场需求趋冷，国内需求市场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制造业“以量取胜”的发展路径很难再走下去。

　　一位将部分厂房出租出去了的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第二天，就飞往苏北。他的一个朋友在那里搞房地产，他也想参与其中换个出路。他说“现在这么严厉的调控政策，房价还是没见什么跌，房地产的生意怎么也比搞工厂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