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些网友在俺博客留言，讨论了天朝的洗脑教育，也提到了“辩证法”这个玩意儿。
　　所以本周的转载，俺分享几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让大伙儿了解一下这玩意儿是如何用来诡辩和洗脑的。

★《辩证法与放屁》

　　这是10年前的一篇搞笑网文，深刻讽刺了辩证法。写得【非常好】，强烈建议【全部看完】。
　　看完此文，你或许就明白了——为啥天朝的洗脑教育，把辩证法当成一大法宝。

第一堂课
　　上课时，我放了一个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当然也绝对不香。
　　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讲辩证法。
　　“请你自己对这个屁作一下判断，”教授说，“它好还是不好？”
　　我只得说：“不好。”
　　“错了，”教授说，“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组成，有它不好的一面，肯定有它好的一面。”
　　“那么说它好也不对了？”我问。
　　“当然。”教授说。
　　“它既好又不好。”
　　“错了。你只看到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统一的一面。”
　　我只好认真看待这个严肃的问题，仔细想了想说：“这个屁既好又不好，但不好的一面是主要的，处于主导地位。”
　　“错了。你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矛盾的双方会相互转换，今天处于主导地位一面，明天一定处于次要地位。”
　　“你是说明天全人类会为了我的这个屁欢呼雀跃吗？”
　　“不尽如此，但不能否认这种发展趋势。”
　　我愣了好大一会儿，只得硬着头皮说：“我的屁既好又不好，既不好又好。今天可能不好，明天一定会好。今天可能很好，明天也许会不好。”
　　教授听得直摇头，说：“这是彻底的怀疑论，不是辩证法的观点。”
　　就这样，仅仅因为放了一个屁，我就成了一个怀疑论者。
　　教授接着讲课：“辩证法的威力不仅在于能够轻而易举地驳斥任何观点，而且他能够轻易地为任何观点找到理论根据。”
　　“可是我的屁就没有任何根据。”我抗议道。
　　“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其实很简单，它是你肚子里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必然结果。”
　　我哑口无言。
　　教授说：“下面我们不谈屁，谈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一个西瓜，一粒芝麻，无论你怎样选择，都有理论基础。”
　　我赶紧说：“我要捡起西瓜，丢了芝麻。”
　　“很好。”教授说，“你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是说，你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那我就捡起芝麻，丢掉西瓜。”
　　“先有量变，才能达到质变。你解决问题的顺序十分正确。”
　　“我既要西瓜，又要芝麻。”
　　“即抓住主要矛盾，又不放过次要矛盾。你是用全面的眼光看问题”
　　“我既要砸烂西瓜，又要踩碎芝麻。”
　　“很好，你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新事物就是对旧事物的否定。一切旧的事物必然灭亡。旧事物的灭亡是新事物产生的前提。”
　　“我既要吃掉西瓜，又要砸烂西瓜。既要捡起芝麻，又要踩碎芝麻。可是，只有一个西瓜，一粒芝麻，怎么办？”
　　“你这才算对辩证法入了门。重要的是：矛盾的双方不仅对立，而且有它统一的一面。你吃掉西瓜当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你要砸烂西瓜，也并非不合理。只有将二者统一，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斗争。”
　　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可是，你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教授笑着说：“辩证法不解决任何问题，它的用途在于首先把人变成傻瓜——如果还有人不是傻瓜的话。”
　　“你是说‘首先’？”我问。
　　“是的！然后再从傻瓜飞跃到学者。”教授开始整理讲义，“关于辩证法为什么不解决问题，如何把人变成傻瓜，以及怎样实现从傻瓜到学者的飞跃，这是下一节课的内容。”
　　教授一蹦一跳，走出教室。

第二堂课
　　教授说：“下面我们讲一下辩证法的用途。我们要举一个更加复杂的例子：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我说：“那一定要用辩证的观点。”
　　“对。我们有许多大牌的辩证法学者，他们会充分利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下笔万言，紧绕主体。最后给你得出一个结论：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佩服不佩服？”
　　“是啊。辩证法不是很有用吗？”
　　“以前我也这样认为。直到我见到一只丧家的野狗——它改变了我的看法。”
　　“野狗？”我莫名其妙。
　　“是的。我家屋后有个垃圾堆。有一天来了一只丧家的野狗，它对其他东西看也不看，‘喀哧’一口，咬住一块骨头。”
　　“这毫不奇怪，所有的狗都会这样。”我说。
　　“不错。问题是，对于狗来说，这块骨头就是‘精华’。垃圾堆里除了骨头以外，还有砖头，铁块，破水桶等等糟粕，他为什么只要骨头这个精华呢？他怎么知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难道它已经充分理解了大牌学者们的论述了吗？”
　　“好像不会。”
　　“肯定不会！所以说，大牌学者们通过精确的论述，得到的精妙结论，其实是连一只丧家的野狗早就知道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们喝彩，对他们崇拜呢？”
　　“是啊！为什么？”
　　“唯一的解释就是：辩证法已经成功地把你变成了一个傻瓜。”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以后一定要问：你说的没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谁都知道。问题是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
　　“对！看他们怎么说。”
　　“你难不倒他，他们又会充分利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下笔万言，紧绕主体。最后给你得出一个结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高明不高明？”
　　“是有道理。”
　　“可是我认为：这不仅是无聊，无用的问题，已经近于无赖了。”
　　“这怎么说？”
　　“难道世界上有人会‘具体问题，抽象分析’吗？那只丧家的野狗，来到垃圾堆前，难道会象亚里斯多德一样，先把各种东西分门别类，搞清其内涵和外延，再通过归纳演绎，最后确定它是吃砖头还是吃骨头吗？这可能吗？”
　　“不可能。那样的话，他连吃砖头都有可能。”
　　“对，孺子可教！没有人会去‘具体问题，抽象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过辩证法学者倒是喜欢用抽象的方法，分析具体问题。因为辩证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只吃砖头的狗，千万不能小视，它可能是一个著名学者。”
　　教授又收拾好讲义，说：“辩证法的根本在于使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象所有的谎言一样，这话听起来很显真理。下一节课讲辩证法的渊源，以及它和形而上学的关系。”

第三堂课
　　“迄今为止，人类用三种方法研究这个世界。”教授毫不客气，单刀直入，“第一种是‘屠夫式’，大部分科学家都是这种方式。他们把世界割裂成极小的部分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生物的并不研究全部生物，有的只研究动物；研究动物的也不研究全部动物，有的只研究哺乳动物；研究哺乳动物的，有的只研究猴子；研究猴子的有的只研究猴子的尾巴。他们眼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极其片面的观点。”
　　“不是辩证法的观点。”我说。
　　“对，”教授接着说，“不仅如此，他们还尽量割裂研究对象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在尽量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科学家花费大量金钱建造实验室，而不在大街上做实验，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现在有些实验还要搞到太空里去做，连空气引力都要隔绝。可见，为了割裂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些科学家是不择手段的。”
　　我说：“与辩证法的观点相反。”
　　“又说对了，但仍然不止于此。他们还不管一只猴子过去怎样，将来如何，只管拿来一刀宰掉，看看它肚子里都是什么东西。他们用的是彻底的静止观点。”
　　“非常野蛮，而且十分笨拙。”
　　“所以我把它叫做‘屠夫式’。但这是我们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和来源。没有这些人，也就没有任何科学。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人格，才智和他们使用的方法，都应该得到尊重。”
　　“有谁不尊重他们吗？”
　　“有很多，你可能就是一个。”
　　“此话怎讲？”
　　“他们用的是孤立，静止，片面的方法，这种方法有一个名称，你们中学老师教过你们吗？”
　　“叫‘形而上学’，可那是个贬义词呀？”
　　“是的，就叫‘形而上学’。这就是过去全部的科学家，现在大部分科学家使用的方法。”
　　“那为什么它是一个贬义词呢？”
　　“因为它和辩证法不相容，而且针锋相对。有些人不仅自以为是正确的，而且断定其他人都是错的。奇怪的是，辩证法整天讲什么对立统一，形而上学来和辩证法对立，他却不肯同一，而是对形而上学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
　　“我明白了。”
　　“使用第二种方法的也是科学家，我称之为‘强盗式’。这种科学家更重要。
　　他们什么也不干，坐等形而上学的科学家研究出比较确切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综合升华。千千万万的科学家研究了万万千千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后，达尔文拿来一综合，就提出了进化论。”
　　“这活倒很轻松。”
　　“一点也不轻松，而且需要更高的聪明才智和更加宽阔的视野。爱因斯坦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他的视野非常开阔，甚至研究过辩证法。但是他说辩证法对他的研究没有任何帮助。”
　　“辩证法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研究世界的第三种方法就是辩证法的方法，我称之为‘上帝式’的方法。也就是我们下一节课的内容。”

最后一课
　　“我被开除了，”教授说，“今天上最后一课。请先提问。”
　　我说：“有的同学说，你的观点有点偏激。”
　　“他说对了，我不仅偏激，而且有错误。上一节课我就故意设置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但是你们并没有给我提出来。现在我不得不把最重要的东西教给你们：没有谁是全部正确的，最多只是正确了一部分。如果世界是那只大象，我们就是那一群摸象的瞎子。我们想知道大象的样子，但是我们谁也不可能把这只大象摸完。我所有的瞎子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如果你的一生只能摸完大象的尾巴，你一定要认真去摸。如果你确信自己完全了解了这支尾巴，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观点。
　　不要听见别人说大象像柱子或者象扇子就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偏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听风就是雨，毫无自己的主见。如果你坚持的错了，没什么大不了，一定有更聪明的瞎子给你指出错误。科学就是这样在成千上万的错误中提取一个真理的学问。但是如果你对了，却没有坚持，世界就失去了一次前进的机会。
　　“另外你要随时记住：无论你是对是错，你只是了解大象的一小部分。要听听别的瞎子怎么说。不能轻信，也不能不信。你别无选择，只有使用你的理性。它也许有许多不足，但却是你唯一可以信赖的东西。一个人的理性十分有限，许多人的理性却威力巨大。如果你不知道许多人的理性在哪里，那么我告诉你——那就是科学。科学也有不足，以后一定要被突破。不过那需要许许多多比爱因斯坦更聪明的人，肯定不是你我。
　　“理性，批判和宽容，就是我所说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次我没有提问，也没有其他人提问。
　　“言归正传，继续谈辩证法。”教授只好自己接着说，“辩证法也是个瞎子，但是他不摸象。”
　　“他不想了解大象吗？”我问。
　　“他当然想了解大象，但是他认为摸象没有用，或者说作用不大。他认为大象在到处乱跑，还在不断地从小变大，而且与他周围的森林，地球，甚至太阳系，银河系有无限多的联系，用‘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徒劳无功，只有使用‘全面，发展，联系’的辩证法观点，才能搞清大象的样子。”
　　“可是他连象都不摸，怎么全面，发展，联系呢？”
　　“我不知道，鬼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把它称为‘上帝式’的方法。辩证法最初在中国流行，伏羲八卦，阴阳五行，孔子的‘过犹不及’，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易经》‘一阴一阳谓之道’，《黄帝内经》‘内外调和，邪不能侵’统统都是辩证法。西方只有亚里斯多德提出过辩证法的雏形，既不全面，也不具体。恩格斯说他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不过这无关紧要，现代意义上的辩证法是从黑格尔开始的，这一点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意见。”
　　“你只说恩格斯，怎么不提马克思？”
　　“马克思和辩证法关系不大。”
　　“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吗？”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马克思早期写过一篇《神圣家族》，痛批黑格尔的‘泛逻辑论’，泛逻辑论就包括辩证法。以后也没见他怎样说过辩证法。直到他最晚的哲学著作《资本论 第二版 跋》中，他才开玩笑地说自己卖弄了辩证法。但是辩证法是什么，马克思终其一生，也没有回答过。”
　　“那么辩证法怎样进入马克思主义的呢？”
　　“完全是恩格斯的原因，从《反杜林论》到恩格斯致死不愿发表的《自然辩证法》，辩证法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灵魂。这一点我和顾准的看法一样。马克思是不会同意‘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说法的。这完全是后人的需要。不过《反杜林论》是经过马克思同意的，这一点倒是事实。”
　　“辩证法有哪些内容？”
　　“首先是三大规律：第一，质量互变规律，来自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存在论’。第二，矛盾统一规律，来自《逻辑学》第二部‘本质论’。第三，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自《逻辑学》第三部‘理念论’。
　　“这都是表面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神秘外形“。它的根本在于用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它的实质是隐藏其后的两大主义：第一，真理一元论。反对真理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这早已成为历史的垃圾。第二，真理不可分，局部事物的真理都是整体世界的一部分，孤立的研究发现不了这些真理。只有在森林中找树木，不能从树木开始研究森林。这不仅极其荒唐，而且毫不现实。
　　“为什么不现实？”
　　“有个西方不败教授说得很好：事实充分证明，孤立的，静止的、片面地来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类现有的认识情况下才是最好的方法论，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如果把所有的关联都考虑进去，就等于什么也干不成，就象我们老祖宗一样，只能抱着个‘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个思维懒怠症混日子。等到对事物的各种性状及规律有了较为详细的把握，再把它放到系统中进行非常谨慎的观察和研究。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总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一开始便从总体上提出本质的观点。这种带有原始思维特征的传统正与辩证法不谋而合，或者说辩证法只是中国古代思想方法的一种现代表述，中国人从来不缺少这种思维方式，需要补课的正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地来研究事物的笨功夫。”
　　“辩证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你们中学教科书上是怎么讲的？”
　　“好像是对客观世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规律的全面正确的总结。”
　　“这种说法极其荒唐，而且全然不顾任何事实，是彻底的误人子弟。第一，别说黑格尔活着的时候，就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对客观世界仅仅了解一点，很小的一点。对人类社会只了解半点。对思维规律了解得半点也不到。一只大象我们只是了解了尾巴上的几个关节，腿上的几根毛，加上耳朵上一块皮而已，谈得上什么全面总结，正确总结？纯粹是说梦话。
　　“第二，你们可以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69页第十二行到第十四行：‘黑格尔的著作中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一个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在不止二十个地方说过，这个错误的出发点就是唯心主义。谁都知道，恩格斯所谓的辩证法原版照抄的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如他自己所说，只不过打碎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外壳’，取了他‘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你相信吗？人类从许许多多正确的出发点出发，都要走上弯路。而一个叫黑格尔的帝国教授，却可以从一个错误的出发点出发，‘全面地，正确地’总结出客观世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的全部正确规律。这是人说的话吗？
　　“我绝不相信。就是再把我绑到新教徒的火刑柱上，把我烧死以前烤上两个小时，我仍然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我小声说。
　　“可是相信的人相当多。自从打碎了基督教的枷锁，辩证法是科学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他把现代科学斥责为不入流的形而上学，机械论。使科学在一些地方停滞不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苏联科学院的一个院长，就因为要搞农作物的杂交改良而丢了脑袋。”
　　“那为什么？”
　　“因为杂交改良依据的是孟德尔－摩尔根理论，与辩证法格格不入。”
　　“你很熟悉前苏联吗？”
　　“我最熟悉的是中国，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可是打别人头上的苍蝇更轻松。”
　　我问：“对于辩证法的进攻，科学是怎么反击的呢？”
　　“西方哲学用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进行了反击。现代科学却默不做声。它只是不断地发展，生产出更多的粮食，钢铁，机器，以及人类除精神需要的一切。当这一切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的时候，辩证法才忽然发现，虽然它在骂别人，丢人的却是他自己。”
　　“辩证法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吗？”
　　“有人说辩证法是一个早产的怪胎，虽然在人类认识的现阶段并不适用，但他整体的观点确实十分诱人。现代科学的整体论，有机论已经初具雏形。不过这不是对辩证法的回归，而是在科学自身的发展中，若隐若现地概括出的一些原则。真理一元论毕竟是难以接受的。科学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发展的可能性，哪怕最微小的希望，也会有人付出百倍的努力。1984年，一大群名气很大的科学大师在美国成立了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他们包括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许多科学领域的顶尖人物，出钱的大老板也是赫赫有名——金融杀手索罗斯。它们的目标就是研究‘一元化理论’的可能性。当然，他们谁也不会相信什么辩证法，那就不要研究‘一元化’了。它们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探讨控制复杂的适应系统（CAS）的一般性原理。虽然我不相信他们会取得任何结果，但这是人类科学史上最大胆的尝试之一。我预祝他们成功——尽管那样会打破我的一切观念。”

编程随想注：
在上述这篇文章的末尾提到了：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探讨控制复杂的适应系统（CAS）的一般性原理
这句话说的是【系统科学 ＆ 复杂性科学】——这是很新的科学领域，二战后才发展起来。
在这篇《每周转载》发布8年之后（2020），俺又写了如下这篇博文：
《“政治体制”与“系统健壮性”——基于“复杂性科学”的思考》

★《被“辩证法”毒害的中国人 @ 腾讯新闻》

　　（编程随想注：这篇文章被真理部和谐掉了，原文链接已经失效）
　　《日人民报》前几天发了一篇社论《摈弃狭隘的极端主义》，把批评腐败的网民定性为“极端分子”。社论的结尾还特地强调了，要用 “辩证的思维” 看待问题。
　　紧接着，腾讯新闻频道就推出了这个专题。这不是摆明了要跟《日人民报》唱对台戏嘛 :)

　　每年高考结束后，高考作文题都会成为人们解读、议论的焦点。然而人们普遍忽视了高考作文题的最大特点——“辩证”扎堆。今年虽然有所收敛，但“科技的利与弊”、“想着拥有还是想着没有”等辩证题目仍然不少。…

　　不但高考作文题简直爱死了辩证，在日常生活中，国人也把“你要辩证的看问题”挂在嘴边。当代思想家顾准曾总结说：“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

　　可是顾准又说“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这是咋回事？

　　【一个无敌句式——你要辩证地看问题】

　　无论你说啥观点，“辩证地看问题”都能将你轻易击败

　　有个笑话这样说：
上课时，我放了一个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当然也绝对不香。
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讲辩证法。“请你自己对这个屁作一下判断，”教授说，“它好还是不好？”
我只得说：“不好。”
“错了，”教授说，“任何事物都由矛盾组成，有它不好的一面，肯定有它好的一面。”

　　这个笑话看起来很有趣。然而这真的是个笑话吗？君不见：
　　当我们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总有个故作老成的人充满智力优越感的说：你要辩证的看问题，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有民主的缺陷……
　　当我们说强拆是个坏东西时，那个“智者”又跑出来说：你要辩证的看问题，强拆有强拆的作用，不强拆怎么发展……
　　当我们批评官员的腐败风气时，“智者”又开口了：你要辩证的看问题，官员也很不容易……
　　当我们……

　　哦，对了，“你要辩证的看问题”还有个一样无敌的姊妹句式——“你太偏激了”。…

　　更厉害的是：“辩证的看问题”发展到高级阶段后，你连发表观点的必要都没了

　　在“方舟子打假唐骏”时，一位叫“李国良”的网友说：“方说非黑即白，看来其完全不懂辩证法。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方却一口咬定他就是白，唐就是黑，连对立统一规律都不懂。”

　　你看看，遇到更大的“智慧”，你发现其实说什么观点都是多余的，反正“黑中有白，白中有黑”，进一步“善中有恶，恶中有善”，最后“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所以“是非”并不分明，甚至有人直接说本就无所谓“是非”，你还废什么话。…

　　【“辩证法”让我们由不安变得心安】

　　当我们对'假恶丑'感到不安时，一“辩证”就释然了

　　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假丑恶，有些假丑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者我们就参与其中。如果我们批评或抵触假丑恶，可能会对自己不利；而不批评不抵触，自己内心又不安。

　　这时候，“辩证法”就派上用场了。只要我们改变思维方式，去“全面的”看待假丑恶，那么你会发现假中有真、丑中有美、恶中有善。唐骏是造假，可人家毕竟激励了很多年轻人；贪污让人痛恨，可贪污也是经济的润滑剂；强拆是惨烈，但没有大拆大建哪来让我们骄傲的市容市貌……

　　就这么一“辩证”，我们发现不但原来认为的假丑恶没那么糟糕了，甚至面目可爱起来，简直能成为真善美了。张艺谋不就在《英雄》中通过“辩证”的思维把暴君捧为英雄了吗？所以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心安理得的。 …

　　所以“辩证法”是犬儒的最爱

　　所谓儒，就是知识分子；所谓犬儒，就是像狗一样的奴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该是道义的坚守者，无奈上面要指鹿为马，知识分子该怎么办？坚持“鹿不是马”，要掉脑袋；而难得糊涂，才能明哲保身。

　　“辩证法”正是一门“糊涂”学问。被誉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的老庄哲学，有不少这类说法：“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见《庄子·内篇·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一齐”也。于是知识分子们释然了：你指鹿为马，我难得糊涂，“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

　　【中国人信奉的“辩证法”实乃诡辩术与捣糨糊术】

　　辩证法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本无害

　　尽管辩证法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有丰富的内涵，但公认的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论。

　　教科书上说，对立统一是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

　　事实上，这里的“一切事物”指的是“一切连续性的概念”，比如高度、数量、面积、价值。拿高度来说，包含高和矮两个方面，高矮对立，但没有高就无所谓矮，没有矮就无所谓高，而且随着标准的变化，原来高的以后可能变成矮的，反之亦然，这就叫两个方面的统一性。

　　如果辩证法仅仅是指上述这样的哲学概念，那么无错，更无害。

　　但被中国人灵活应用后的“辩证法”成了诡辩术

　　然而中国人理解的“辩证法”，却是抓住“一切”、“两个方面”、“统一性”等字眼大做文章。

　　比如“唐骏造假了”，这本来是个事实判断，根本不是个“连续性的概念”，不适用辩证法，更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再比如“唐骏造假的价值如何”，这是个价值判断，对一件事做价值判断必然可以判断出好和坏两个方面，但“唐骏造假的价值如何”同样不是个“连续性的概念”，也不适用于辩证法。唐骏造假的正面价值——激励了年轻人，和负面价值——损害诚信，二者根本是两回事，不存在什么“统一性”。

　　但是，中国人的“辩证法”却认为，既然“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那么“唐骏造假了”肯定也有两个方面，然而这两个方面是什么？你总不能说唐骏既造假也没有造假吧？于是“聪明”的中国人继续挖掘，发现做价值判断总是能找到“两个方面”，于是就以价值判断的多样性来混淆事实判断的单一性，在我们指出唐骏造假这个事实时，在旁边一个劲说“唐骏造假的积极意义”。

　　好吧，既然你要做价值判断，那我们就来谈谈唐骏造假的负面作用。这时候，“聪明”的中国人又拿出了“统一性”法宝，把两个逻辑上不相干的事情“统一”到一个逻辑下，以“唐骏激励了年轻人”来否定“唐骏损害了诚信”，如此“鸡同鸭讲”（实际上这种“鸡同鸭讲”普遍的出现在中国的各种辩论比赛中，这种比赛的题目设置往往就是要求选手们“鸡同鸭讲”）。

　　好吧，既然你要讲“统一”，那么我们从整体来看，“唐骏损害了诚信”之恶还是超过了“唐骏激励了年轻人”之善吧？所以唐骏造假的整体价值仍是恶的。 这时候“聪明”的中国人又绕了回去——“你不要太偏激了，毕竟人家唐骏激励了年轻人，你自己又有什么贡献……”。

　　所以中国人的“辩证法”就是种以价值判断混淆事实判断、让逻辑上不相干的价值左右互搏、以局部的价值否定整体的价值的诡辩术。…

　　更“高级”的“辩证法”干脆认为不存在是非、善恶，一团糨糊就是最大的“智慧”

　　更“聪明”的中国人都懒得诡辩了，他们认为既然“两个方面”有“统一性”，可以“相互转化”，那么“两个方面”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亦是我、我亦是你”吗？“两个方面”根本就分不清嘛。明白了“分不清”这个“本质”，才是达到了“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的最高级“智慧”。“聪明难，糊涂更难”啊。…

　　【结语】
　　以后再有人故作老成、装出一副“智者”模样说“你要辩证的看问题”，你就拿这个专题砸他的脸。

★《许锡良：中国的逻辑是怎样死亡的？ @ 财经网博客》

　　这是又一篇批判辩证法的好文。不光批判了辩证法，还顺便分析了天朝历来缺乏逻辑的根源。

　　中国有术而无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缺乏逻辑学。中国的文化的源头没有出过亚里斯多德式的人物。中国第一个真正的逻辑学家是当代学者金岳霖先生（1895-1984），而且他也是从美国的大学里学得的逻辑学，他的逻辑学著作《逻辑》、《知识论》的问世，中国才算是有了真正的逻辑学。一个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民族，什么混帐逻辑，混帐思维都会横行天下。中国数千年来的一治一乱，每个政权都出自枪杆子。正是因为缺乏了逻辑的民族，自然就会缺乏论理的能力，暴力滋生的地方，道理就自然消失，而逻辑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

　　中国自古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凡事都讲中庸。最早出现中庸说法是《尚书·大禹谟》中有所记载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程子有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孔子也曾经有过“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和“过犹不及”之类的说法。中国的古文因为叙事背景的缺乏，后人很难作出完全合理的理解，每一代人都只能够作出一个大致的判断。对于那个“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解释有多种多样。明朝的王阳明在回答其学生关于“惟精惟一”的提问的时候，曾回答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3页）算是对中庸之道有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解释。因为，无论是“允执厥中”也好，还是“执其两端而扣”也罢，“不偏不倚”、“执其两端”，都只是一个虚拟的说法。笼统地说来自然是这样的。但是，你怎么知道一个事件的两端在哪里？因此，还是王阳明懂得比较透彻。要明事理，必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但是，倘若没有逻辑学，缺乏逻辑思维能力，那么，要想审问、慎思、明辨，恐怕远非易事。知行合一，谈何容易。事实上，中庸之道，无论怎样解释，在知行合一的问题上，其实就是变成了各打五十大板，凡事和稀泥。因此，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反正是各打五十大板，过份也是这样，不过份也是这样。为了防止自己在打五十大板上吃亏，就必须“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因此，在“中庸之道”指导下的中国人，其行为常常并不中庸，相反，极易走极端。因为，这里没有精细的道理可讲。所作判断的依据，就是在事态控制之前，各退五十大步或者各打五十大板。当然，这样一来，事先坚守本份的一方是要明显吃亏的。中国矛盾多多，喜欢窝里斗，其根本要害就是缺乏逻辑分析能力，缺乏讲道理的习惯。即使是所谓教育，也多是口号、标语、语录等独断语句充斥其中。有时不受教育尚且能够以朴素的逻辑思考一些问题，一受教育，则变成了一脑袋瓜子浆糊。

　　因此，在中国，不讲逻辑，是有其源远流长的文化根源的。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本来是好好学习西方逻辑思维的好时机，无奈，中国千年酱缸文化的巨大传染性与巨大惯性，在中国最需要科学、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又引进了德国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这辩证法本来建立在西方逻辑学的基础上，问题还不大，毕竟他们有着千年的逻辑基础，人们在使用辩证法的时候，不至于昏暗到分不清黑白，看不清天地。但是，来到中国就不同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辩证法思维，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一拍即合，在中国的昏庸文化之上，再来一点和稀泥的西洋法术。因此，在中国由上至下，通过教育，世代相传的一套标准话语体系出现了。如既黑又白，既错又对,既上又下，既左又右,既这样，又那样，把这样与那样有机密切地结合起来。到处拉郎配，搞统一战线。弄得整个社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你的，天就是地，地也是天，白就是黑，黑也就是白。即使罪恶滔天，那也是前进中的曲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犯再大的错误，也只是光明道路上的一小段曲折。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可以调和折中。先有党，后有国。党大于国，也大于人民。比如X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至上”的本来意义就是“最上”的意思。比如，“至尊”，就是最尊，九五尊就是皇帝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更尊的了。但是，“三个至上”，在逻辑上就存在问题。如果按照“三个至上”的思维，奥运会就得在同一个项目上设三个金牌，银牌铜牌都取消算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段话用逻辑规则来分析也会有问题。既是党的领导，人民又如何来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怎样有机统一？既是党说了算，那么依法治国又怎样个治法？如果只是自己管理自己，监督自己，那么，又靠什么去约束权力，使权力不被滥用？因此，在中国富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常常就是危险分子，难怪郑板桥总结自己的一生，得出活在中国必须要学会“难得糊涂”，才能够安全地生存下去的人生经验。其实，在辩证法教条下发展起来的教育也是同样一塌糊涂。所提出的口号常常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智育为主，体劳结合，全面发展。说了半天不知道究竟要表达什么。德育为先了，智育又要为主，最后还要全面发展，干脆说全面发展不就是了？教学理论也是这样：教师是主体，学生也是主体，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因此，教学理论是双主体论。就像教学理论突然变成了一条“双头蛇”一样，想起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种思维的含糊不清，就是所谓的辩证法思维的产物。在这里难免讲一大堆全面、客观、发展与联系的空洞无用的废话。表面是面面俱到，客观全面，其实是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什么也都没有说清。但是，他又实实在在地说了，整天在这里玩文字游戏。

　　其实我们也不难明白， 世界上发展得好的国家，都不会用这一套辩证法教条来控制所有人的思想， 人们真正需要遵守的规则就是形式逻辑规则，特别是逻辑的三大规律：即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除此之外都是在讲鬼话。所以，中国如果要发展，先得从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学开始，在逻辑学的基础上，学会真正的审问、慎思、明辨与笃行。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会真正发展起来，中华民族才会有复兴的希望。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书评：＜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
《谈谈逻辑谬误——以五毛言论为反面教材》
《批判性思维扫盲：学会区分“事实”与“观点”》
《“政治体制”与“系统健壮性”——基于“复杂性科学”的思考》
《思维的误区：忽视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