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阮晓寰到“编程随想”：一个普通公民和“极客”如何成了“国家的敌人”？

45岁的阮晓寰，一个妻子眼中的理想主义者，酷爱读书的技术天才。一个关心社会公正的普通人，如何仅仅因为网络发帖就一步步成为“国家的敌人”，并于近日被判处7年重刑？

4497天，712篇博文。从2009年1月15日创建博客，到2021年5月9日最后一次发文——这是中国博客“编程随想”的传奇历程，也是其运营者阮晓寰于近期遭受7年重判的“罪证”。

自从在博客上最后一次发文至今，“编程随想”这个名字已销声匿迹近两年。此前，这个博客因常年科普“翻墙技术”以及发表时政评论，而被很多网民熟知。如今，让它重返公众视野的，是一则近日在网上流传的微信群聊记录。该记录显示，阮晓寰的妻子贝女士在邻居们的微信群里求助，称自己曾因为了丈夫上诉请律师而受到办案人员的强行训话施压，并公开了丈夫“编程随想”博主的身份，请求邻居们关注她的个人安危。

这是“编程随想”第一次和阮晓寰这个名字发生联系。此前，虽然已有“编程随想”被抓的传言，但无人知道其真实姓名，没人知道这个在网上为国人普及基本政治常识的“神秘极客”究竟是谁。

今年45岁的阮晓寰，2021年5月10日被警方从上海家中带走，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7日被批捕。10月被公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并于10月13日立案审理。

2023年2月10日，阮晓寰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款2万。随着一审判决书的公布，这起因言获罪的案件才真正浮出水面，并引发巨大关注。海外互联网上，很多人加入了对阮晓寰被重判的抗议，并表达对他的声援，赞誉他为“用技术对抗极权的英雄。”

“我从不认为他的行为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近日，阮晓寰的妻子贝女士在接受NGOCN采访时表示。据她介绍，阮晓寰在被抓后，就承认了相关博文是他写的，而他的目的是“让国家变得更好”。此前，她在邻居们的微信群聊里为自己的丈夫辩护：“他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信息安全系统总工程师，他为国家做过贡献的。” “他是爱国的。”她说。

贝女士在邻居微信群聊贴出阮晓寰的奖状，以证明他曾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信息安保项目获奖。图片来自网络

突如其来的抓捕

2021年5月10日中午12点左右，上海杨浦区，贝女士家的门铃响起。

她以为是上午叫的送水工到了，没有多想，便喊当时在书房里的丈夫阮晓寰前去开门。过了一会，她听到门口传来“不许动”和轻微扭打声，她赶紧跑到门口，才发现大门敞开，不见丈夫的身影，而一名身形瘦削的男子径自闯入家中。

“你要入室抢劫吗？”贝女士质问眼前身份不明的不速之客。

为首的男子掏出证件，表明是办案的公安人员。随后，陆续进来了近十人，有的穿警服，有的是便衣。一行人进入家中后先是仔细搜查了书房（即阮晓寰平时工作的地方），时间很长，“几乎翻了个底朝天”。随后再逐个房间搜查。

“他们大概有十个人左右，三四个人盯着我，把我拦在（被搜查房间）外面，两三个在客厅，三四个在书房，还会换班，”贝女士说。

搜查期间，办案人员时不时向贝女士套话，并说阮晓寰在海外平台发表的文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情很严重，阮晓寰会被判五年以上。搜查持续到次日凌晨两三点。贝女士被带到上海杨浦区公安局接受盘问，并被告知其丈夫此时也在隔壁审讯室接受讯问。一直到早上七点左右，警察才派警车将她送回住所。

丈夫被捕的当天，贝女士形容自己“脑海里一片空白”。手机被收走、无法求救、也无法上网查询这样的入室搜查是否合法，她深感无力。她回忆，当她质疑办案人员是否有搜查证，对方告知她，“我们那么多人穿着公安制服，在办案，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搜查证是第三天才向贝女士出示的。而一直到阮晓寰被抓两周后，她才收到相关拘留证书。

贝女士说，在丈夫被抓后的一个月内，她身体状况极差，常因焦虑担忧而难以入眠。那时，她对丈夫具体写了什么被加上这么严重的罪名全然不知，也不解为何常年从事技术工作、曾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信息安全保障做出巨大贡献的丈夫，竟会被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她回忆，丈夫被抓几个月后，有邻居告诉她，公安在逮捕行动前的几个月，就租下了她家楼上的一间房，用以监听他们，对面那栋楼也有监视他们住所的人员。这些虽然只是邻居的说法，但让她开始慢慢回忆起来一些细节。那段时间里，楼上的厕所常传来漏水声。但当她和阮晓寰上楼敲门，要求对方配合物业检查，对方却坚持拒绝开门。她还想起来，丈夫在被抓的前一两年，常向她抱怨家里总是断网。因为经常发现网络异常，他也愈发谨慎，有时一起出去散步时，常说“要杀个回马枪”，返回住所查看有无异样。这些“蛛丝马迹”，都是她在丈夫被捕后才一一串联起来的。

2021年5月10日，阮晓寰与上门抓捕他的警察发生冲突，这是他被打碎的眼镜。图片由贝女士提供

秘密审判

一幅被打碎镜片的丝边眼镜，静静地放在家里。这是2021年5月10日那天，阮晓寰被抓之时，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时被损坏的眼镜。“我们会为他配一副新眼镜。”抓捕那天，警察把破碎的眼镜还给了她。

从那一天开始，到2023年2月10日公开宣判，近两年的时间里，阮晓寰的情况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家属也知之甚少。尽管拘留证和批捕证上写明了阮晓寰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但对贝女士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她并不知道网络上传说的博主“编程随想”，就是她的丈夫阮晓寰。她根本不知道他曾经具体写了什么、做了什么。

“我们平时不太交流时政。只记得大学时他跟我说过’六四’的事情，但后来谈得很少。”她回忆。

1996年，他们一起到华东理工大学化工系上大学，并成为同班同学。大学时，他们经常在晚上一起散步聊天。在贝女士眼里，阮晓寰对天文地理、科学技术、哲学历史无所不知，聊天中，她总会惊讶于他的阅读量之大、知识面之广。

毕业后，阮晓寰进入了网络安全行业，而贝女士则加入外企，2004年他们结婚。婚后，日益繁忙的工作令两人深入交流的时间逐渐减少。贝女士记得，虽然阮晓寰也会主动说起一些热点案件，或者批评一些社会问题，但谈论时政并不多，而且习惯了外企宽松环境的她，对这些也少有体会。加之她本身对政治不敏感，她与阮晓寰谈论政治更是少之又少，只隐约记得他在提起一件时事新闻时说过“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会来关心你”之类的话。

依家人对阮晓寰的了解，他平时言论并不“极端”，也从未说起过“编程随想”博客。“一听到（被捕）这个消息之后，我们都呆了。”他的妈妈说。家人以为他只是看了网上的文章，发表了一些敏感的观点，且2021年恰逢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网警收紧管控，所以才被抓。也正是因为家人没意识到“这么严重”，一开始，她们只是请了上海本地的律师为阮晓寰辩护。

但律师的介入并不顺利。据贝女士介绍，家人先后聘请了三批律师，都是上海当地律师。但律师都被有关方面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并且不得向家属透露案情。

贝女士说，在案件侦查期间，她就让律师前去会见，但办案机关以律师会见会妨碍侦查予以拒绝，所以整个侦查期间都不许律师会见。尽管家属质疑这是否违背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屡次到信访局投诉，但都没有任何结果。一直到2021年8月中旬，案件转交检察院后，在家属多次催促和恳求下，律师才于9月29日第一次会见到阮晓寰，而此时距离他被抓已过去近四个半月。律师会见阮晓寰后，向贝女士透露阮晓寰已认罪。贝女士追问是认行为事实还是认罪认罚了，律师却含糊其辞。2021年10月1日，贝女士给检察院写信，对案件的定性表示质疑。

2021年10月1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2022年3月，因上海疫情管控，案件审理被“中止”。到2022年六、七月份，上海的封控逐步放开，但家属被告知审理仍处于中止状态。阮晓寰年迈的父母（86岁的父亲和76岁的母亲）曾给法官打电话，恳求尽快恢复审理，不要停滞在无休止的中止状态。收到的答复却是：“现在疫情还没过去啊…” “而且积压的案子很多，不是你们一个案子，你们要耐心等待。”

“难道疫情不过去，案子也就一直是中止状态吗？”贝女士对此感到不解和气愤。一直到2022年12月，全国都放开封控时，此案仍未恢复审理。

时间进展到2023年2月7日，此案突然迎来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当天，律师致电贝女士，通知她丈夫的案件将在三天后公开宣判，允许家属到场。但荒谬的是，此前的几个月里，没有任何人告知家属，此案已恢复审理。贝女士隐约知道2021年12月左右本案已经开庭审理了，但不知开庭审理了几次，也不知道是什么程序将审理久拖不决，后又遇疫情原因“中止”，使整个一审历时长达一年四个月。

由于公开宣判的通知太突然，加上年事已高，阮晓寰远在福建的父母无法赶来。宣判当日，只有贝女士一人作为家属到场。听众席上，同时还有五六名公安人员。

“一个痴迷电脑、热爱读书的技术狂”，父母眼中“正直的孩子”

案发近两年来的时间里，阮晓寰的家人一直对外保持低调。贝女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家人原先根本不知道他的博主身份，也不了解他具体写了什么，难以判断案情情况。同时，也担心对外声张会得罪司法部门，不利于判决。

如今，一审判决书的语焉不详加深了贝女士的疑问。在她看来，判决书隐瞒了很多信息。其中包括，判决书里并未列明阮晓寰具体写了哪些煽动颠覆国家的文章，甚至连他的个人博客号都未提及。

这让她意识到，她“一定要去了解他们到底想要隐瞒什么？”她希望能捋清案件的前因后果。但这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在2021年丈夫被捕的当天，她的华为MateBook、苹果手机等曾被警方收走，并索要了密码，用于“检查”。过了几天后警方才归还她，并警告她：用MateBook看视频没有问题，但不能用来上“敏感”网站。这让她怀疑自己的MateBook、手机等通讯设备时刻处于监控之下，甚至家中可能都有窃听设备。为了避开监控，她只好去网吧上网。

通过网络，贝女士才最终确定，丈夫就是媒体曾报道过的于2021年5月失联的“编程随想”博主。她想起，办案的警察曾经告诉她，阮晓寰写过700多篇博文，“其中100余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她也想起，丈夫喜欢一部名为《V字仇杀队》的电影，那里面有一位头戴面具反抗极权政府的自由斗士，即“V字怪客”，也是“编程随想”敬佩和崇尚的。时间、发文数量、写作的语气、价值观等的完全吻合，使她确认了丈夫的博客身份。寻找丈夫的网络身份的这个过程，也解开了困扰贝女士近两年的谜团，她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日常生活之外，还有这样的一面。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他遭受的待遇），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判他这么重了。” 贝女士说，当她终于确信，自己的丈夫就是“编程随想”后，曾忍不住在网吧里失声痛哭。

在妻子的印象里，阮晓寰一直是个痴迷电脑、热爱读书的技术狂，“与政治并没什么交集”。

贝女士回忆，虽然本科学的是化工专业，但阮晓寰热衷于钻研电脑技术和软件开发。在上大学时，他就与室友集资买了一台电脑，轮流上机来练习。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学习电脑，他不惜放下专业课，趁室友白天去上课时在宿舍上机。因为他的勤奋好学，早在大一，他就因出色的计算机水平成为年级的传奇人物。同学们但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计算机问题都会来问他。而他不仅一一解答，还专门组织每周二晚上给同学答疑，助他们备考计算机能力测试。

在阮晓寰父母的眼中，儿子从小就很正直，并且乐于助人。“小学二三年级时，他连在上学路上捡到钱都要站在原地等失主。怕上学来不及了，才去学校，把钱交给老师。”这是父母对儿子的记忆。如今，身为退休大学教授的父亲已经85岁，母亲也已经76岁，老两口担忧着儿子的安危，日夜难眠。

而在妻子眼中，正是因为大学期间，阮晓寰身上表现出的那种淳朴正直、乐于助人和博学又钻研的特质，吸引了她，最终才让两人结为伴侣。

曾辍学投入软件开发辞职后认定“无偿和开源是更大贡献”

据贝女士介绍，大学期间的阮晓寰虽然是自学计算机，但不凡的技术却让他备受学校计算机系教授的青睐。大三时，他开始为校产的软件公司开发程序，还以跨专业“特聘”的身份加入了计算机系教授的研发团队。甚至，教授还专门致电阮晓寰父母，问他们如何培养出这么优秀的“苗苗”。大四时，他因投身软件项目，没有完成化工系的毕业环节，面临无法毕业的情况。尽管教授建议他转到计算机系，并承诺只需多学一年就给他计算机系的毕业文凭，但他仍然选择辍学，全心投入到软件开发中。他认为，对掌握日新月异的技术而言，时间远比文凭重要。

辍学后的阮晓寰凭借过硬的技术在各大网络安全公司崭露头角，很快就从程序员一路晋升至项目经理、技术总监、CTO。2008年，北京启明星辰公司承接了奥运会信息安全系统的项目，当时阮晓寰是公司的研发总监，他也因此成为奥运会信息安全保障系统的总工程师和项目负责人，因他“带领研发团队高质量完成了奥运信息安保任务”，也受到公司的表彰。

2012年左右，阮晓寰为了能有更多时间钻研自己感兴趣的前沿技术选择离职。辞职后，他把“工作”地点从公司搬回了自家书房，开始独自研究，无偿开发开源软件。在他看来，无偿和开源是为社会做更大贡献的方式。编程、看书、看新闻，除了吃饭和每周定期出门骑车外，他几乎舍不得出书房。在贝女士看来，离职后的他甚至比工作时更忙。“就连我平时叫他出书房吃饭，他都要发脾气的。”她说。

2014年阮晓寰旅游时的照片。贝女士形容那时的他是“阳光的、健康的、自由的”。图片由贝女士提供
这种“工作狂”特质也在“编程随想”的博客中得到印证。2017年11月的秋天，阮晓寰的过敏性哮喘发作。由于接受激素药物注射引发全身性红皮病，病情严重，医生建议他直接住院，但他坚持回家卧床休养。贝女士当时并没多想，以为他只是不喜欢医院的环境，便同意了。卧床没到十几天，他就让照顾他的母亲把电脑搬到卧室床上。如今贝女士才知道，就是在患病的那段时间，他也没有忘记更新自己的博客。

“想起来我都很难过，那段时间他真的身体状态非常不好，我甚至害怕他会突然出意外。”而同一时间段，编程随想的博客发文中，每次都道歉“最近太忙”发文慢了些。回想起丈夫的执着，她不禁有些哽咽。

阮晓寰在书房工作的书桌。在他被捕后，位置有所调整，物品原封不动。桌上的绿色小桌子是2017年底至2018年初，他重病卧床时在床上工作用的桌子。图片由贝女士提供

在贝女士心里，阮晓寰非常理想主义。据她介绍，他对认准的事情十分执着。长期从事网络安全工作培养了他在意细节、追求完美的严谨性格。另外，他博学多识，平时喜欢读书，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阅读量极大。甚至有时他还会因为懂的多而有点“张狂”，会给人开书单，有时还会责备贝女士不看他推荐的书。“他碰到聊得来的人会滔滔不绝，对事情穷追到底。但如果发现对方不在一个层次，就慢慢不谈了。”

一个“科技狂人”为什么会关心政治？当丈夫出事后，回望过去时，贝女士才想到，根据阮晓寰的价值观和性格，这其实并不奇怪。

她说，在多年共同的生活中，她一直能感受到他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并且热切渴望不公正的社会现状会有改变。“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情怀、又爱国的人，他会这样也不难理解。”她说。

据她介绍，阮晓寰一直对社会时事保持着关注。她记得，他曾批评国内癌症治疗的高昂收费，而且不少医疗治疗方案只考虑经济效益，不人性化。他的母亲则回忆，他上小学时，就曾说自己担忧环境污染影响人类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阮晓寰的成长经历，从他的博客中也可以一窥端倪。据“编程随想”的开博介绍显示，他在2009年1月15日建博之初，只是想分享一些编程和技术研发的经验心得。但他的心态在几个月后发生了转变。2009年6月11日，阮晓寰在博客中发表了一篇博文，题为《是该写点技术以外的东西了》。在这篇文章里，他写到当年（也就是“六四”二十周年）五、六月份，当局一连封杀了多个外网，如五月封杀BlogSport、六月封杀推特、必应等。尽管当局早在1998年左右就开始启用防火长城，但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的封杀，还是让他感受到技术企及的自由空间正被极速压缩。

他写道：“从这个（封杀）新闻来看，似乎‘伟光正’（指代当局）觉得设立在互联网国际出口的 GFW（防火长城，Great Fire Wall的缩写）还不够爽，还想更进一步：在每一个人的每一台电脑上也设立一个 GFW，把一切信息都牢牢掌控在党的手里。如果真的到了这一天，那大伙儿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也许正因无法容忍技术被用来进一步打压自由与人权，加上性格里的正直和较真，他“不想再保持沉默”，决心反其道而行，“写点技术以外的东西”。此后，他开始利用专业知识在博客上教网友翻墙上网、隐匿身份，揭露被封杀的新闻和数据，分享各类书籍，撰写大量政治评论。从“刘晓波获诺奖”到“六四”纪念，从“茉莉花革命”、“709大抓捕”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再到新疆棉和武汉疫情，近十年重大的社会事件及运动，几乎都留下了他评论的印迹。直到2021年5月9日，也就是他被捕的前一天，他仍在分享《论民主》等政治书籍。

“看到这些的时候我非常后悔，我觉得自己应该早点学会翻墙，就能早点知道他的身份，一审请律师时就会更有方向，就不会让他受这么长时间苦。看不到东西和看得到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能体会到我老公做这些的意义了……”贝女士说。

妻子法庭上看到他求助的眼神，父母担心“等不到他回来”

时隔一年零九个月，2023年2月10日宣判那天，贝女士才再次见到了丈夫阮晓寰。

由于法庭要求佩戴口罩，她只能看见他鼻梁以上的部分。与上次见他相比，眼前的他变得满头白发，瘦得惊人。“虽然被抓之前，他也有白发，但（那时）是白发夹杂在黑发里面，现在却是黑发夹杂在白发里面。”她如此形容，“我和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瘦的一个状态，从来没有。再怎么辛苦也从来没有。”这与此前一审律师向她描述的“他状况很好”截然相反。她为此心痛不已。

庭审结束后，阮晓寰被两名法警带走。期间他不断回头用眼神向贝女士求助，眼里流露着饱受不公的苦楚。看到此景，贝女士忍不住隔着口罩轻声说了一句：“上诉”。

“我当时觉得我就是唯一能救他的人。”她说。

丈夫在法庭上求助的眼神让贝女士无法释怀，另外，一审判决书对丈夫行为的认定，以及一些明显的错误，则让她强烈地感受到一审司法不公。判决书里连阮晓寰发表了哪些言论是“煽颠”都没有列出。她告知NGOCN，判决书证物里提及扣押的苹果手机并不是阮晓寰的，而是她的；判决书中提及的那部小米手机坏了，一直放在客厅，无人使用，且两部手机在被搜走几天后都已归还，并不存在扣押一说。此外，阮晓寰也没有华为笔记本，只有华为手机。被搜走扣押的他的一台戴尔笔记本和一台联想ThinkPad笔记本电脑，却都没在扣押证物里列明。

她表示，“（举证）如此草率，家属不得不质疑他们对证据的严肃性、真实性、取信程度有多少？”

阮晓寰的判决书。图片来自网络

另外，判决书上写的“辩护人对于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也让她质疑一审代理律师是否尽责。丈夫被捕后，她花了大量时间自学刑法等法律知识，明白当事人认罪利于减刑，但却无法理解律师为何“不持异议”。“律师应该根据法律事实和证据做他应该做的独立辩护。如果对起诉的罪名和事实不持异议，那辩护体现在哪里呢？”此前，她就怀疑上海司法机关对本地律师施压，她决心要将二审律师换为更有经验的外地人权律师，为丈夫争取公正的司法判决。

2月20日，贝女士与两位北京人权律师尚宝军与莫少平签署辩护委托协议。然而，她的委托并不顺利。就在前往北京签署律师委托书的前一天，她就受到了公安人员的上门围堵和约谈，警告她不要和莫少平律所签辩护委托。事后证明，即便成功签署协议后，其辩护工作也遭遇重重阻挠。

3月9日，尚宝军律师在一直无法联系到承办法官安排阅卷的情况下，前往上海杨浦看守所申请会见阮晓寰。此次会见遭到了拒绝。尚律师被告知，上海高院指派了两名法律援助律师，后查实包括一审辩护的陆律师，及其同一律所的另一名律师。尚律师曾向媒体表示，这是当局常用的“占位”之举：由于每位当事人至多可有两名律师，指定两名法援律师可以阻止家属聘请的律师介入。

为此，贝女士多次致电承办此案的上海高院须梅华法官，要求其撤销法律援助，或是提供阮晓寰在知道家属已另外委托尚、莫2位律师的情况下，仍选择法援律师的书面证据。除此之外，她不断通过12368沟通法援占位要求纠正，还向12309中国检察网、上海高院督查室投诉。然而，这些诉求或是遭到推脱，或是被称转交相关机构，或被告知不在受理范围内，目前都未得到任何正面答复。3月23日下午，她到上海高院信访接待处，投诉须梅华法官侵犯当事人合法辩护权益，要求撤销法援，在她的坚持下，接待的法官做了记录并投诉到刑事厅厅长。3月28日的上午，贝女士再次给须梅华法官打去电话，但没有被接通。

“作为家属，我们一直非常配合司法机关，但现在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们家属不能接受这样的判决。这个判决是合法合理的吗？”贝女士质疑。当下，她最重要的努力方向是让法院能撤除“官派”的法援律师，允许家属委任的律师做二审辩护。她呼吁，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案件。她说，一审判决存在明显问题，家属强烈质疑。现在是上诉二审阶段，她会尽最大的努力，确保二审司法公正，让丈夫尽早恢复自由。

阮晓寰年迈的父母也为儿子呼吁：“我们不理解，曾经对国家做出这么多贡献的青年，只是发表了些对腐败与现实不满的看法，就被这样对待。他只是想国家更好，人民更幸福。这样的判决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年事已高，担心等不到被重判的独子回家。